后来从村里的知青陆续走完后，村里的条件就开始好起来了。
陈今也是长大后才知道村里条件变好跟人家知青走不走没有关系，而是外头的政策变了。
村里不搞集体干活了，各家管各家的地，谁做得多谁能吃饱饭。
陈今家里也分到了田地。村里地多人少，村长给分的不少。村长也给她分，和村里其他家的男丁一样算。
但她家是后来来的，分到的田地不多，最后给她们补了十亩光秃秃的林地。
为了这事，几个舅舅还上村长家里想再争取争取，但最后也只能这样了。
尽管分到的田地少，家里还是顿顿吃上了饱饭。
她妈每天扛锄头拿镰刀出门时都跟去市里百货大楼逛街似的。
她也扛着铁铲出门帮忙，干活一阵子就被她妈拎着后衣角让到田埂上休息。
但总算，家里没再把她当玻璃瓶，干点活就碎掉。出来干活的次数多了，她才知道村里的事情那么多。
周大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嗓门变大了，和大舅的嗓门有得一比。
每次看陈三婆和陈三公被骂，她都眦着牙傻笑。
渐渐的，陈三公家里消停下来了。
在公社开拖拉机的文明叔不知道为啥，回来一次和家里吵了架，后来就没再出去过。
她记得是八一年开春的时候，她那时候读四年级下学期，大舅背着个尿素袋出远门，说要跟着个老朋友到隔壁省找工作挣钱盖楼。
这个时候，村里很多人的挣钱方式，还是靠种田，交够粮税、留够粮种和自己吃的，剩下都卖了出去。还有就是自家原来自留地或者房子内外随手种的水果树结果后送到市里卖。再多的，就是在家里养鸡鸭和猪......
但一年到头，攒到钱还是难。
陈今家攒钱更是难。
听说那个姓刘的，在城里工作，都没给过她钱。
而且她还动不动生病去卫生所。
每次从卫生所出来，有时候是趴在她妈的背上，有时候是趴在大舅或者三舅的背上。
那时候她就想着，她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出来留在城里工作吃商品粮，每个月能拿几十上百块钱工资，带全家吃肉！
但这好像是她没事干时的一场白日梦。
这一年的九月份，她升入五年级，大舅回来了一趟，给她带了很多本故事书，是她没有的。
她把这些书放在她那个四腿不平的旧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她好像从那个叫做“深圳”的地方汲取到了希望。
她想着，等她长大了，要去看看大舅口中的深圳。
大舅这一趟回来，不仅带走了大舅妈三舅三舅妈，还有村里所有的青壮年。
大表哥现在在市里的一个小私人厂上班，他想跟着去，被大舅大舅妈拦下了。
家里，剩下了她妈妈这一个顶梁柱。大舅家的哥哥姐姐，还有三舅家的三哥、陈永安都归了她妈妈管。
于是，她和妈妈搬到了外公外婆的老宅子住。
大舅其实也是分了出来的，他的宅基地就在她家旁边，但一直没把房子盖起来。
有人打她家宅基地的主意，因为当时村头那块没人想要，妈妈带她回来村里落户，村长给她们分了好大一块地。
被村长拿比她手腕粗的棍子满村子追着打，又被节假日回村的二舅拿细竹竿追着打，这才没人敢惦记。
八二年夏天的时候，外公外婆前后脚离开。出去将近一年的大舅他们回来了。
办了后事，又在哥哥姐姐们和陈永安眼巴巴的注视下扛着大包裹离开。
同年九月，她升入六年级，生了一场大病。
大舅他们把攒下来的钱寄回来还不够她治病的。有天，妈妈跑了一趟市区，回来后悄悄在厨房里抹眼泪。
陈永安看到了，背着她妈跑她屋里眼泪哗啦啦地掉，问她是不是快死了。
她第一次直面死亡，是外公外婆的相继离开。她懵懵地跟着被安排着做这个做那个，村长喊她上去上香，她怕阴森森的祠堂，摇着头跑了出去。
过了几天，她才被明确地告知：她外公外婆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看到舅舅们和大姨小姨妈妈哭，她也哭，还哭不出声来，眼泪越擦越多。
住在城里的大姨和二舅也回来了，平常都是逢年过节才有空回来，还有外公外婆走的时候也回来了。
所以，陈永安问她是不是快死的时候，她以为他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又猜测是不是妈妈不忍心告诉她，反正她也以为自己快死了。
嘿！
她这人命挺大，医生说不好治，动手术都不一定成功。但就是成功了，活着从医院出来了。
就是打的针啊吃的药啊，太疼太苦了，导致身子虚，拿笔写字写久了都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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